梁文道：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
我知道華叔司徒華的遺願是建立民主中國，這大概也是不少香港人的心願。可是坦白講，經過多年在大陸走動的經歷之後，比華叔年少一半的我已經失卻這等雄心壯志了。現在的我，最期盼的不再是一個民主中國，而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中國。什麼叫做比較「正常」的中國呢？那就是讓一個家庭不要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有一天忽然給人拆了。好，就算你不能保證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強拆，起碼你也該留道氣口，讓他們去上訪投訴吧。如果你連上訪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強姦那個跑來上訪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強姦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讓那個女孩去報個案呢？就算做做樣子也行吧？萬一這女子太過害怕，找人陪同壯膽，能不能不捉那個陪她的善心人，說他是「聚眾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這個人，至少讓他見見家人和律師好不好？又如果大陸以外有人替他申寃訴苦，我請你不要動不動就怪這批人「井水犯河水」，行嗎？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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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懷安息、莫失莫忘。
